“使由使知”解

《论语·泰伯》篇第九章说：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。这么一节看似简单的话，究竟应该如何句读，如何解释，多少年来居然聚讼不已，蔚为大观。

最早一批的解释者可推郑玄为代表，他说：民、冥也，其见人道远。由、从也，言王者设教，务使人从之。若皆知其本末，则愚者或轻而不行。（据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）这个解释很直率，也很清楚，它认为：王者为了使民众从其所设，乃故意不使他们知道设教的本末，以防其可能的“轻而不行”；而这是基于，民者瞑也，他们不了解为人之道。在这个解释中，关键词“可”和“不可”，被理解做“应该”和“不应该”：只应该使老百姓跟着走，不应该使他知道为什么。

现在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上，收录的是魏人何晏注和北宋邢丙疏。注：由、用也。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，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。疏：此章言圣人之道深远，人不易知也。由、用也，民可使用之；而不可使知之者，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。

这一解释的主要根据在“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”，此典出在《易·系辞上》。那里说，对于“一阴一阳之道”，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老百姓则什么也不知，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做。何邢二位据此认为，既然百姓只能用，不能知；为政者也就只能使之用，莫能使之知。于是，“可”和“不可”，遂被定为“能够”与“不能够”。

这两种较早时期的解说，尽管有应该不应该还是能够不能够之别，其为愚民主义，则是共同的、不加掩饰的。当然，从不应该到不能够，意味着从应然判断到实然判断，其在君民关系的设定上，有着很大进步；但终于未曾跳出愚民范围。

影响较大的说法是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，该书此章集有程子注和朱熹自注各一条：

程子曰：圣人设教，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，然不能使之知，但能使之由之尔。若曰圣人不使民知，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，岂圣人之心乎？

朱熹曰：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，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

除去诉诸“心”和“理”这一宋人的特色外，程朱二位的解释，也是落脚于能与不能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二位极力分辩愚民之术和圣人设教之绝不相容，则是前人所未曾明言的。不过，这一分辩，固然洗刷了圣人愚民之冤，却难免有置圣人于自愚之嫌，因为他竟不知民之不可。读来倒是很有趣味的。

及至近世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弟对这一章的解释，另是一番情景。

郭店楚简的出土，扫荡了以往种种诠释。郭店楚简中有几处直接涉及“使由使知”之说的，有几处则间接与之相关。其直接者如：

民可使道之，而不可使智之。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强也。（《尊德义》）

上不以其道，民之从之也难。是以民可敬道也，而不可□也；可御也，而不可牵也。（《成之闻之》）

很显然，这两段文字中所提出的问题，正是《论语·泰伯》中的那个问题。此处的“民可使道（导）之”、“民可道（导）也”、“民可敬道（导）也”乃至“可御也”几句，就是《论语》所谓的“民可使由之”；而“不可强也”、“不可□也”、“不可牵也”几句，应该便是所谓的“不可使知之”了。

稍有不同的是，“道”和“御”，是从治人者的角度发言的；而“由之”，则以治于人者为主体。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，“道之”意味着，有个客观的“道”存在着；仿于道而行，是为“道之”。所以《尊德义》中又说：圣人之治民，民之道也。禹之行水，水之道也。造父之御马，马之道也。后稷之艺地，地之道也。莫不有道焉，人道为近；是以君子，人道之取先。

民有“民之道”，正如水有“水之道”、马有“马之道”一样。圣人按照“民之道”来治民，就叫“道”（导）之”。而所谓的“民之道”，楚简中曾一再出现过如下一条说法：

子曰：下之事上也，不从其所以命，而从其所行。上好此物也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故上之好恶，不可不慎也。（楚简《缁衣》）

下之事上也，不从其所命，而从其所行。上好是物也，下必有甚焉者。夫唯是，故德可易而施可转也。（《尊德义》）

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词，虽厚其命，民弗从之矣……上苟身服之，则民必有甚焉者……上苟倡之，则民鲜不从矣。（《成之闻之》）

这是一条很重要的、客观存在着的、民之事上之道。所谓“禹以人道治其民，桀以人道乱其民；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，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”（《尊德义》）者，窍门全在这里，全在于治民者是否承认并善用这条民之道。盖无论禹朝也好桀朝也好，民总是同样的民，民之事上总是行其同样的道；国之治乱不在民，唯视在上者厚其所命还是慎其所行。要知道，老百姓是“不从其所以命，而从其所行”的，故而虽厚其命，存乎其词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也是无济于事。这就叫“不可使知之”！不可使知之而使之知，就叫做“强”，叫做“牵”，叫做“上不以其道，民之从之也难”。

如果了然于下之事上常“从其所行”，知道“上好是物下必有甚”的道理，就必定会“身服善以先之”（《成之闻之》），“道之”，“敬道之”，妥善运用“民可使由之”的真理。这叫做“是以君子，人道之取先”，叫做“为政者教道之取先”（《尊德义》）；教者何？“上所施下所效也”（《说文》）。